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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2017-10-13 14:00   审核人:

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四关”当中的“思想关”。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近平給我們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講一講我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報紙上看到四川綿陽辦沼氣,他覺得我們可以借鑒過來,解決農村燒柴的老大難問題。近平就跟大家探討這個事情,給我們講辦沼氣有幾大好處:一是能解決社員點燈問題﹔二是能做飯﹔三是沼氣池裡的廢料還可以給庄稼做肥料。后來,近平他們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學了大半個月的時間,回來就動員社員開會,組織了一個辦沼氣的施工隊。近平在四川學了不少技術,還從四川帶回來一個技術員,在他們兩個人的指導下,我們就建起了沼氣池。當時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氣池,帶著一些人負責打石頭、接石板,石板接起來套出沼氣池的原型來。沼氣池一修好,就解決了我們的燃料問題。沼氣可以點燈,可以做飯,社員們都很高興。以前做飯就要打柴,社員又要勞動,還要打柴。有了沼氣,就不用費那麼多力氣去砍柴了,社員高興極了,都說:這沼氣可算是解決了咱祖祖輩輩燒柴的大難題啦。后來,省裡在我們梁家河村開了一個沼氣現場會,在全省推廣。很快,沼氣就普及到了全省,給全省很多地方的農民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便利。這是近平辦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還帶領我們村民打了一口井,解決了我們全村的吃水問題。以前我們村裡吃水困難,就是在河裡挖個滲水坑,拿個瓢,舀到桶裡,擔回去吃水,那個水很渾,遠沒有井水好吃,也不衛生。在那個年代,近平帶我們挖井可沒有現在這些機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頭挖出泥土、石塊,再裝到筐子裡,井口處安一個轆轤,把筐筐吊出來。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風險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塊時,稍有不慎,掉下來一個小石塊就可能給下面的人帶來生命危險。那個時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開始見水,那水冰涼刺骨,近平下到井裡,兩條腿都踩在泥水裡,挖下面的泥土和石頭,一干就是挺長時間,實在撐不住了再換人。打這口井的時候,近平的腿凍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時候就容易腿疼。這口井挖了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們村現在還在吃這口井裡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給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鐵業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鐮刀、挖土的鐵?、鋤地的鋤頭、砍柴的頭,解決社員勞動工具的需求。鐵業社當時生產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賣給我們縣的供銷社,給村裡增加收入。

近平還帶領我們打壩地。打壩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較低。那時候沒有柴油機,我們就貸款買了一個柴油機,搞水打壩,用管子接上起壩機,一截四米長,起壩機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鬆,再用柴油機帶上水,用水把土沖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這叫“水墜壩”。這種壩打起來很結實。像這樣的壩地,近平領著我們一共打了5大塊,給村裡增加了幾十畝的耕地。

另外,近平從四川回來的時候,還帶來了種植烤煙的技術,在我們村種植成功了﹔他還辦了一個代銷店,方便村裡人購買日用品﹔還辦了一個縫紉社,解放婦女勞力。近平當書記不到兩年時間,辦沼氣、打井、辦鐵業社、種烤煙、辦代銷店,還搞河橋治理,打了5大塊壩地,給我們村裡帶來了很大的變化,直到今天,我們村裡人還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剛開始時,我和近平一塊在基建隊打壩、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時候,看見近平用架子車拉土,他干活非常賣力。砸夯是很累的體力活,四個人用石頭拽著石頭夯的四個犄角,中間一個人扶著把,往下砸。近平打壩時,我就在半山上掏土。雖然打壩很辛苦,但一場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壩沖垮,我們隻好反復地打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雞一叫就要起來,那時候天還不亮,我們就一擔一擔地把豬糞、羊糞、牛糞往山上送。我們那時候挑擔子都不會換肩,實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擔子放在那兒,歇口氣再重新挑起來。

——趙華安、張春富《“近平很喜歡讀書學習,也喜歡寫東西”》

當時包括近平在內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種地、鋤地這類的活兒都不太會干。我們本地的娃娃干起農活來,比他們強一點,但是我們跟村裡的農民比起來還差得遠。

所以那時候,根據實際情況,村裡就組織我們這些不擅長耕種的娃娃成立了一個基建隊,這個基建隊主要就是在山溝裡邊打壩,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陝北山多地少,修建壩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積,能多打糧食。近平干活很賣力氣,肯吃苦。

他雖然在勞動技巧上和我們農民有差距,但他一點兒都不惜力,甚至比我們干活還拼命。比如打壩,當時沒有大型機械,挖掘機、打夯機全都沒有,都靠人力把一層層的土鋪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鬆軟的土砸得緊密起來,這是強度非常高的體力勞動。那時候基本談不上什麼勞動保護措施,近平也沒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繩子,再用全身力氣往下砸黃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開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從來不“撒尖兒”(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兒”,即偷奸耍滑,偷懶)。

——王憲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辦沼氣。他到四川綿陽去考察學習建設沼氣池的技術,回來以后結合我們延川當地的氣候進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邊挖了一個沼氣坑,用水泥打成池子。雖經歷了一些挫折,但沼氣池最終辦成了,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沼氣普及以后,梁家河點燃了陝北第一盞沼氣燈,我們做飯、照明都可以用沼氣,沼氣池裡清出來的肥料,還可以給庄稼上肥,一舉多得。

近平在我們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他發現我們村裡有的社員有打鐵的手藝,就蓋了一間打鐵的小“車間”,讓鐵匠打鐵做農具,鐵匠能掙工分。社員需要農具,不用跑到縣上,直接到鐵業社來就可以了。這樣就解決了村裡農具的需求問題,方便了群眾。

近平還給我們村辦了一個代銷店。我們到文安驛公社去一趟,一來一回70多裡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時間。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發,到文安驛買了油,吃口飯,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陽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點,晚飯都趕不上。

近平召集我們村裡人開會說:“咱村裡人去買個東西,要走一天,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這種必需品,我們完全可以把文安驛供銷社的東西拿一部分回來,在村上統一銷售,我們再按單子定期跟他們結賬。”村裡人一聽,覺得這確實是個好辦法:一兩個人拉著毛驢去文安驛公社馱回來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裡那麼多人來回奔波。這件事越早辦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說干就干,領著村裡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銷店辦起來了。這個代銷店基本備齊了社員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鹽、糖果等等。

在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國家以糧為綱,一切以糧食生產為中心,近平搞這些副業,有一定風險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況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過問這些事,也不搞這些副業。而且,當時體制死板,辦這些副業,並不那麼容易。當時的農副產品公司、供銷社都是國家單位,想跟這些單位合作,並不那麼容易辦成。我們這些農民,說不清道不明的,跟他們打交道都很難。近平當時隻有20歲,他這個人,心裡裝著老百姓,又有一股闖勁,他克服困難,最終還是把事情辦成了。

近平對政策方面把握得很嚴謹。鐵業社給村裡人打農具、修農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費。給縣上供貨,是近平親自去跑的。我們梁家河村黨支部與縣農副產品公司公對公,沒有問題。代銷店也是非營利性質的,近平先跟供銷社賒賬,把東西“批發”回來,原價賣給社員,一分錢都不掙,為社員的生活提供便利,這與當時的政策不抵觸,也沒有問題。

鐵業社和代銷店給村裡實實在在帶來了好處。按現在的新詞來說,是“優化物流,整合資源”。當時,近平讓鐵匠主管鐵業社,讓他的手藝能夠“學有所用”,每天打鐵可以掙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讓村裡一個叫石鳳蘭的女社員當代銷員,她是個年輕人,有文化,會算賬,每天銷售這些日用品就可以掙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這兩個人各管一攤,表面上看是浪費了兩個勞力,而實質上卻節省了其他社員去文安驛公社修農具、打煤油、買日用品的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下地干活掙工分。壯勞力一天能掙10工分,最多能達到12分,這些工分與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可以換糧食、換錢。可以說,農民的生活全都靠這些工分維持。所以,近平辦的代銷店既不違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類似這樣的實事好事,近平在短短兩年時間裡還辦了很多。他辦了一個縫紉社,組織我們村的婦女勞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們農村人,因為整天干活,衣服褲子磨損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壞了,經常要縫縫補補,實在爛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縫衣服,像那些單身漢就縫不好,新衣服就更不會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經黑了,婦女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穿針引線,十分辛苦。

近平辦了縫紉社之后,社員把要縫的衣服交給在縫紉社勞動的婦女。縫紉社的婦女根據每天縫補衣服的數量掙工分,其他社員節省出縫補衣服的時間去勞動,可以掙到更多工分。這種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歡迎。近平讓社員發揮各自長處,把村裡的生產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順暢。

近平當了支書以后,提出要解放勞力,把社員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投入糧食生產中,所以他就辦了磨坊,讓社員都到磨坊來磨面。在這之前,村裡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驢,再搭上一個勞力。毛驢一圈一圈拉,人還得用笤帚往裡面掃,費時費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機器這種東西真是厲害,一千頭毛驢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機,隻需要一個人來操作,就把整個村子磨面的活兒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給村裡人免費服務的,不收一分錢,連柴油機燒的柴油都是隊上花錢。這樣,不僅人力解放了,連毛驢也解放出來了,這些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都可以投入農業生產中。

辦沼氣,辦鐵業社、代銷店、縫紉社、磨坊……近平當我們的村支書,在一兩年內做的這些事情,就像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給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醫療保障、公共服務,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實解決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讓人民生活沒有后顧之憂。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發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為國家建設出力。國家建設得富強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環。

——石春陽《“群眾需要什麼,近平就干什麼”》

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他真正發自內心地想要帶領村民改變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給中國農業科學院某個研究所寫過信,希望他們在糧種、菜種方面給予一些幫助。農科院的人還真不錯,給寄來一大包蔬菜種子,有西紅柿、黃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種子后,專門撥出一塊地來試驗種植。那些菜產量還可以,村裡人分過幾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種子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大隊書記梁玉明曾安排他到縣裡制種站去學習良種培育工作。制種站把種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隊。近平對這項工作很認真、很投入,積極學習育種知識,還用一個小本子做筆記。他回到窯洞裡,還饒有興致地給我講有關制種的知識,父系1號、子一代、子二代之間的關系,雜交為什麼會有雜交優勢,等等。近平對這些知識非常感興趣,所以他給我講得很詳細,也講得津津有味。

近平帶領村裡人打井,這件事情我是從頭到尾都見証了的。那個時候有句口號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陝北地區,川面上的水澆地田,一般情況下產量都比較高,打的糧食質量也比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夠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陝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來,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須有持續不斷的水源。怎麼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經過調查,知道前隊的某個位置過去有個泉眼,曾經往外滲水,現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還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來。后來經過詳細調查,找到了過去給泉眼定位的一個標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時候剛當村支書不久,他把整個基建隊全都調上去挖這口井。當時近平、武玉華、梁玉明,還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線。我們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濕,但是達到一定深度,鏟子就很難施展開了,於是我們就在外面搭了一個井架,上了滑輪,近平跳下去繼續挖,他挖一陣兒,我們也輪著下去替他。那時候天氣很冷,我們當時都穿著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還不斷往下掉土,弄得我們頭上也都是泥。經過努力,水源終於找到了,有一個胳膊粗細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來之后,我們要把水留起來,就要在這個位置打一個小壩。那時候天氣很冷,冰和土凍在一起,如果冰壓在土底下,過段時間天氣轉暖后,冰一融化就會把壩滲穿,所以我們必須用老或鎬頭把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隊的婆姨和娃娃比較多,男壯勞力就隻有我們幾個,那時候天很冷,基建隊社員站在邊上,怕踩在冰水裡凍腳,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和鎬頭使勁地一下一下挖。武玉華是個挺豪爽的人,也善於做動員工作,他朝大家喊:“你們看,習書記都已經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來的知青,都這麼能吃苦!我們給自己家裡修壩,咋能不出力呢!”武玉華喊罷,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這時候,大家也都被帶動了起來,下去用力挖,把殘冰清理出去。

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決了前隊社員吃水的問題,水量也足夠澆地用,生產和生活都頂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設沼氣池過程中,習近平既是指揮員又是技術員,遇到的困難都由他來解決。在那個年代,建筑材料的質量、施工精度,都和現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氣池因為有裂縫,沼水從裂縫滲入地下,就不能和糞便這些原料產生化學反應,也就無法產生沼氣。為了維修沼氣池,習近平帶領幾個青年,把沼氣池裡面的水、糞便,全部挖出來,然后下到沼氣池裡,打著手電筒找裂縫,用水把裂縫沖洗干淨,再用水泥仔細地修補。在炎熱的夏天,沼氣池裡臭不可聞、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過氣來。這種又臟又累的活計,恐怕許多人是不願意去干的。

排除了這些故障,沼氣池很快就可以正常產氣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氣池順利點火,梁家河亮起了陝北高原的第一盞沼氣燈,一舉打破了“沼氣不過秦嶺”的謬言。當時,整個延川縣都轟動了。對於當地山區的農民來說,切實感受到了建沼氣池的好處,紛紛到這裡來“取經”。一時間,梁家河這口沼氣池,變成了沼氣宣傳站,從早到晚擠滿了從其他村趕來看稀罕的人。習近平和參加建池的幾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們介紹沼氣制取的辦法和利用沼氣的好處。每天都不厭其煩地給參觀的群眾示范沼氣使用的方法——把沼氣燈的開關一扭,劃根火柴一點,燈泡的光芒比60瓦的電燈還明亮。把灶膛裡的沼氣點燃,藍色的火苗呼呼地燒著鍋底,那火很“硬”,幾分鐘工夫,半鍋涼水就“咕嘟咕嘟”地燒開了。

——曹谷溪《“陝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陝北農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沒有電,農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陽出來了就上山勞動,太陽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勞動,但是生產效率卻很低下,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一畝地卻打不了多少糧食。這個地區的發展也很不均衡,整個延安都沒有什麼副業,一切就是靠種庄稼。農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貧困線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飯,更多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家庭,七八個娃娃,就吃不上飯,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對我們這些山裡長大的娃娃來說,從小就在這小山村裡生活,在窯洞裡面住,出了窯洞,面對的就是黃土山,一抬頭就隻能看到山中間這麼一點藍天,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應。但是近平他們從北京來,到這窮山僻壤的小山溝,在這裡過陝北農民的艱苦生活,必須面對和接受這個現實,在這裡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們社員一樣,用挑子挑著羊糞和牛糞往山上送。知青不習慣爬山,爬得高了,有時候重心不穩,糞就從糞筐子裡洒出來。送糞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種。苗長出來了,主要的事就是鋤地、追肥。地種不好,秋天就沒有收成,就沒有糧食吃,就會餓肚子,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社員和知青們都是一起鋤地。一開始他們把草和苗分不開,我們是當地的娃娃都懂得。我們跟他們說一下,他們就學會了。別看他們沒干過農活,他們有文化,理解能力強,所以學得確實快。

鋤地都是在春夏,天氣很熱,隊長要求大家加緊時間干活,不讓我們休息。我想偷懶,就以解手為借口,跑到溝裡,休息三四分鐘、五六分鐘,隊長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確實受不了那種苦,又餓又渴又晒,有時候覺得實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堅持,從來沒見過他偷懶。

收獲的季節,我們一起去割麥子。我們到山上的耕地有五裡地的距離,回來的時候社員和知青都是一人擔一擔。我們集體喂的牛和驢,飼養這些牲靈,需要用鍘刀把草鍘碎了喂給它們吃,知青不會鍘草,不太容易掌握鍘刀的技巧,鍘刀壓到一半就壓不動了,后來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鍘到底。

雖然我是個農村娃,但是因為我年紀小,個子小,力氣小,這些勞動對我也是很大的挑戰。我一開始掙6分工,后來逐漸提高,但也沒掙到過10分工。近平個子高,力氣大,干活越來越熟練。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這個階段,近平還是一個比較穩重的普通知青,一開始很難適應高強度的勞動。但是經過一兩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個非常棒的壯勞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掙10分工。他不僅在勞動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漸和社員們在思想、語言上打成一片。誰家有困難,他都會盡自己的能力幫助。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

近平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從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廣,到了我們這個窮山溝裡,住土窯洞,干農活,面朝黃土背朝天,和我們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習慣。在農村,吃得很差,吃不慣也吃不飽。上很臟的茅廁,冬天冷,凍屁股,夏天臭氣熏天,蒼蠅蚊子騷擾不斷。睡覺也是挺作難的一件事,幾個知青躺成一排,擠在一個炕頭上。這麼艱苦的生活,這麼大的落差,要說一下子就適應了,顯然不太現實。

我們農民就是黃土地裡生長的,在黃土地裡種糧食吃、挖窯洞住,所以身上總是沾滿黃土,根本就不在意。我們村裡這些年輕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經常跑到他們窯洞裡去串門,進了窯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黃土弄得被褥和枕頭上都是。有些個人衛生特別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經常一身黃土,慢慢也就習慣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沒被虱子咬過,剛來梁家河的時候腿上經常被虱子咬得紅腫一大片,奇痒無比,他經常撓,后來都撓得流膿流血。在地裡勞動時,大家都把褲腿挽起來,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處都是被虱子咬的紅疙瘩,有的剛剛結痂,有的痂被撓掉,還往外滲著血。過了一段時間,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們農村人一樣,對虱子的毒素產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紅腫也沒那麼嚴重了。

——石春陽《“群眾需要什麼,近平就干什麼”》

剛到梁家河,我們就在基建隊,主要任務是打壩、拉土,我們在北京都沒有干過這樣的活兒,干得不熟練,村民就手把手教我們。千萬別小看這些簡單的體力活兒,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費力氣。起初,我們連挑水都挑不好。陝北的扁擔是用兩根又扁又長的木棍綁在一起做成的,立起來有一人多高。這種扁擔不像南方的竹扁擔,竹扁擔挑東西時會產生形變從而起到緩沖作用,而木頭扁擔特別硬,沒有形變,把所有重量結結實實地壓在肩膀上。我們用扁擔挑著兩個木桶到井邊,把水挑回住處,再倒進水缸。剛開始,我們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擔把肩膀硌得生疼,從井邊到窯洞,不算遠的路,要歇好幾次。幾趟下來,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裡沒水了,還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勞動就真的開始“上強度”了。剛開春時,夜還長,六點多鐘,天還沒亮,村裡就開始喊:“上山受苦去嘍!”開春農忙,就是要起這麼早,我們急匆匆爬起來還得刷牙。村民沒見過刷牙,說:“這幫北京來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畢,我們就開始跟著農民整地、送肥,不會干也要跟著干。

我們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農忙的時候就得往山上挑糞,這是又累又臟的活兒。挑糞的筐比較淺,裡面裝滿漚好的農家肥。我們挑著糞上山,不但路遠,而且還要走那種“之”字形的羊腸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勞動強度很大。我們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盡量走快一些,結果力氣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沒有什麼力氣了。慢慢我們就發現,農民上山的時候並不是健步如飛,而是慢悠悠的,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干農活兒,就像長跑一樣,不能一開始就沖刺,必須要保存體力。

夏收的時候,我們到山上去收麥子,麥地離村子大約五裡路,並且是在山上比較高的地方。麥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碼放著,往回挑的時候,扁擔一頭擔一捆。挑麥子更累,一是因為距離遠,路不好走﹔二是因為無論多遠,中間都不能休息,因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麥子在地上一墩,麥穗就會散落,當時畝產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幾斤麥穗,損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麥子隻能換肩,不能把扁擔卸下來休息。五裡山路,挑著麥子,經常要走一個小時,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當時是我們村知青裡年紀最小的一個。這些農活對他來說,真是難上加難。那時我們學犁地,雖然看著簡單,人家都是一個直線就過去了,但是我們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們一樣,干農活也是很不熟練,但他從不服輸,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練了。我離開梁家河以后,聽到他當了村支書的消息,還是有點吃驚的,沒想到他在農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

  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晖,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员反对办沼气了。说老实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店,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店,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店,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3把老镢(陕北方言,撅头),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3把,就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3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1毛、2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要拿起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7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如果用毛驴推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近平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队长当得可好了。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作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10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3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20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武刚文《“近平让我当队长”》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即梁玉明,他的小名叫王栓)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支书“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了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大概是1974年12月份,我们七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在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们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7、8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黑荫贵《“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讲着一口比我还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6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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